導讀：過年氛圍是很濃厚的，家家戶戶掛上紅燈籠、彩燈串，在電視機前鋪上喜慶的墊子，將家中的角落裝點得溫馨又喜慶，這不過年的喜悅氣氛就來了。此外，還可以在窗玻璃上貼上窗花，在門上掛上對聯，讓整個家都充滿了節慶的氛圍。那麼， 關於春節的故事
去哪裡看？曾經的十個春節是什麼意思呢？和小編一起去看看吧。

春節
曾經的十個 春節
文藝界另一位著名人士說：
1960年那年我十歲，過春節的時候，我剛上小學三年級。大躍進剛過，正是我國史上最嚴重的「三年天災」初期。那時候我們和馬搶吃的，因為馬槽裡的豆餅在火爐上一烤是那麼好吃。現在的年輕人想像不出桑樹葉加榆錢兒再裹上棒子麵，在吃不上飽飯的孩子嘴裡是怎麼噴香的一股味道。他們更不會相信骨頭磨成粉，可以當「人造肉」。也體會不到用它補充成年累月見不到葷腥的肚囊的那種快樂。
我爸爸是小學老師，每個月賺四十七元錢，我媽媽因為家中有四個孩子，已經辭去了工作，當家庭婦女。 1961年又添了我們家最小的妹妹，我們家終於「淪落」為平均每人每月八元錢標準下的困難戶，靠政府每月發「補助」過日子。
依稀記著過節的風車兒、大掛糖葫蘆、燈籠、鞭炮和耗子屎(一種小型的煙火)這類年貨。但是，它們不屬於我，因為我們家窮，根本買不起。偶爾胡同里的小孩給我幾個「小鞭兒」(最小的掛鞭拆開的單一爆竹)，那是我過節最愜意的時刻。
沒有人給我“壓歲錢”，我們幾乎沒有一個有錢的親戚，過年惟一的惦念是河北老家來人，帶來白薯幹兒和一些花生，這兩樣東西在我心中的地位，如同現在孩子們手中的巧克力、威夫餅乾。不，不準確，現在的孩子誰把巧克力當回事!它絕對取代不了那時候白薯乾兒在我心中的價值。一塊堅硬結實的白薯乾兒，居然能讓我嚼上半個鐘頭。
1963年我上中學了，但對於春節還是沒有太深的印象。好像那時候有一句口號──「過革命化的春節」。對!從1962年開始的「革命化」運動，節的過法自然給「化」了過去。記起來了，中學生學習時傳祥上街掏大糞，我個兒小、力氣小，試著扛著糞桶走了幾步，糞湯子就晃蕩起來，濺到脖子裡去了，鬧得身上整天都是臭烘烘的。

春節
1965年開始，上頭提出了「破舊」的口號，春節屬於「舊風俗」一類，理所當然地在被「破」之列；1966年、1967年，有的地方和單位春節不許拜年，只許在一塊兒讀報紙，討論國家大事，講報紙的看法行，講自己的看法有罪。
別說，1968年、1969年上山下鄉在北大荒，我反而過上春節了。
那時候，北大荒的政治氣氛跟城市一樣，打倒牛鬼蛇神，搞鬥、批、改，其堅決徹底的程度，較城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但過春節的風俗，在那被黑土雪原擁抱著的屯子間、鄉村裡，在一身黃土兩手泥的農民家中，無論如何，不可能完全被取締。由於北大荒人煙稀少，人與人之間的「親和力」在無形之中就得到了加強，這給過節的人們創造了企盼相聚的心理基礎；再加上原本就沒有什麼文化活動的農村，難得有個熱鬧的時候，於是不管主流社會有多少對春節的限制，“山高皇帝遠”，農村的春節熱鬧依舊。
近鄰的朝鮮屯兒有軍號隊，來到我們兵團連慰問，“五星紅旗迎風飄揚”，一連奏了十八遍，我們還沒聽夠。山那邊兒農民組織的演出隊，來我們這兒演評劇《紅燈記》，李玉和唱的詞兒，全部口語化：「臨行喝媽一碗酒，一呀嘛一碗酒，渾身(那個)是膽，透著(那個)雄贛，氣昂昂，跨過鴨綠江」的抗美援朝的歌曲，一時讓我們這些城裡來的知青，笑破了肚皮。
駐地的部隊也到農場慰問，「北大荒酒」自然是少不了的一通喝，第一杯祝「文革決定性勝利」;第二杯祝「抓革命促生產碩果累累」;第三杯祝「軍民魚水情深」。再往下喝，其祝辭就和政治挨不著邊兒了，反正酒有的是，每次慰問都要喝倒幾個。喝完以後，到隊部的土炕上跳“忠字舞”，結果把炕都跳塌了，弄得指導員、連長和我們戰士一塊擠在大板床上睡。
我的驚奇不在於這個。我在兵團第一次過節的時候，連隊的食譜上是“八菜一湯”，這是我活了二十年第一次知道，吃一頓飯居然可以有這麼多的菜!
北京清貧的家，一餐一個菜一個湯就夠好了，經常中午剛跟「炒雪裡紅」告別，晚上又要與它接近。即便過節，也從來沒在一張桌子上擺過八個菜呀!
上世紀六十年代所過的那些“春節”，就給我留下了初一這頓飯的印象。您說，我這個人，是不是有點「記吃不記打」的毛病!
結論：以上是小編整理的「關於春節的故事，曾經的十個春節」內容，希望能帶給大家幫助。